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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文学何以成了新的时尚?

阅读:263 次 作者:宗城 来源:澎湃新闻 发布日期:2020-05-07 16:56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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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电影《铁西区》《白日焰火》,到小说《冬泳》《平原上的摩西》,再到红极一时的“神曲”《野狼disco》,转眼之间,东北文艺红了起来。之所以说它们是“东北文艺”,是因为它们都是由东北作者创作出、具有浓厚东北地方特色的作品。比如《野狼Disco》是长春音乐人老舅创作的一首流行歌曲,这首曲子追忆九十年代的东北歌舞厅,青年男女伴随港台流行乐蹦迪的热闹景象。又如小说《冬泳》《平原上的摩西》,都与市场化改革时期,沈阳小人物的命运有关。

  在这其中,对东北文学的讨论度,近乎成了文学界的半壁江山。饭局里时不时有人问,你对东北文艺复兴怎么看?或者就双雪涛、班宇、郑执等人的小说聊起来,然后媒体也来凑热闹,把这三位作家统称为“铁西三剑客”。

  东北文学何以成了新的时尚?对东北文学的命名和相关作家的归类合理吗?

  针对这个问题,不少评论家发表了看法,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两种声音:一种,认为东北文学是为沉默者发声,因为它书写了那些在改革大潮中旁落的人群,感人至深,所以引起共鸣;另一种,来自于批评家张定浩。他在受访时曾说:“很多东北叙事,比如班宇的书籍受到追捧,多是因为很多读者生活在一二线城市,他们更希望看到一种陌生感的经验,但这个经验并不代表‘好’。面对自己不熟悉的书写,我们往往对其降低文本上的要求。”

  在我看来,东北文学的走红,或者说“东北叙事”的走红,并不是因为陌生,而恰恰是因为熟悉。准确来说,我们的媒体、电影在这几年,已经建立了固化的、熟悉的东北印象——那些大雪纷飞的夜、下岗的职工、凋敝衰败的群像,迎合了人们对东北的想象。正是因为市场已经生成了这种熟悉的“异域”风情,才有了当下东北文学所谓的“陌生感”。

  实际上,在此之前东北的文学并未旁落,只不过它不是以群像的方式,没有被圈定在一个东北的术语里。作为个人的作家,比如我们熟悉的迟子建,她的小说,和固化的东北印象很不一样。固化的东北形象,是一个衰败、荒凉、小人物走向悲剧的图景,这其中,下岗、凶杀案、国企改制、底层人物是关键词,但在迟子建的小说中,既有这一面描写,也有对东北山川风物、地理历史的书写。比如在《白雪乌鸦》中,迟子建书写了一百年前的东北,借医生伍连德抗击鼠疫一事,细致入微地呈现了清末哈尔滨的众生百态。再如小说《候鸟的勇敢》中,迟子建无意做简单的赞颂或声讨,她认为:“没有故乡,就不会有我的写作。但是,喜欢一个人,会‘爱之深,责之切’;喜欢一个地方,同样如此。因为深爱那片土地,它光明背后的‘阴暗’一面,也越来越引起我的注意。”

  衰败、凋零,它是东北吗?我的看法是:它是,但不全是。质疑这种印象,并不是说它不真实,而是说,在文学这个允许一切可能性的国度,对东北的呈现,也不应该被一种单一的、简单的印象,哪怕它是道德上更高的,所笼罩。多年以前,赵本山作品的印象,被外省人视作对东北的印象,如今,一种挽歌式的印象,成为了新的刻板印象。诚然,当一个作者书写贫困的小人物,描写时代变革中旁落的群体,这是一种社会关怀的体现,在大众的道德评判里也更讨喜,但文学与道德有关,却绝非可以完全用道德评价的存在,我们不能说哪部作品更有社会关怀,它的文学性就更高,这是两码事。所谓文学,最后决定它生命的是文学价值,而不是道德姿态,《金瓶梅》不歌颂仁人志士,写的无非是世间百态,但它文学价值出众,所以被留了下来。很多小说在道德姿态上很讨巧,但缺乏文学性,注定是速朽之物。谈文学,之所以强调这点,不是说关怀底层有错,而是要警惕一种道德评价凌驾文学评价的做法,这世上从没有亘古不变的道德,更不缺乏迎合正确姿态的人。但请冷静,文学就是文学。

  这也是为什么,我并不喜欢草率地捆绑几个作家,到东北文学的概念。因为这意味着,另一些不符合媒体印象的作家,被剔除了。尽管他们在文学上差距并不大。

  东北文学的走红严格来说不是因为文学上的,或者说文学并不是主要原因。因为双雪涛、班宇、郑执、贾行家等人的写作高度并没有超越迟子建,也没有说比同代第一流的作家高出一筹,他们是新一代青年作家的佼佼者,但他们的作品走红,说来也是“时势造英雄”。

  因为他们在作品中书写的东北哀歌,那些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的书写,早在《白日焰火》《钢的琴》等电影播出时,在传媒报道东北下岗职工境遇的早几年,这类伤痕叙事已经在大众里有足够沉淀,大众理解它,也在道德上同情这个题材,所以,当它们集体被写入文学,以一种抒情化的、镜头感充分的语言呈现出来时,读者就容易被打动。

  在这些作家的叙事中,我们通常会发现:发生在贫困者间的暴力成为作家关注的重点,他们也试图书写与时代剧变紧密结合的人物,让小说的意义不局限于自身。他们的小说里有一团化不开的迷雾,那是“一种温饱基本得到保证之后的贫困,一种很容易被社会、尤其是被富人和中产阶级有意忽略的贫困”(文学批评家李陀语)。

  事实上,这个现象不只发生于文学圈,几乎整个文艺界都流动着这一变化。它的表象是作家对中产阶级叙事的不满,背后是一代写作者呼吁叙事革新、眼光放开的诉求。在一个新旧变革的关口,作者们深刻感受到了不同阶层的矛盾,意识到规范的中产阶级叙事对他者的忽略。文学界的《冬泳》《逍遥游》《仙症》《杨广义》和《巨猿》等,电影界的《血观音》《风雨云》《暴雪将至》《白日焰火》《大象席地而坐》,那些勇敢的创作者,都选择了直面现实,践行着新的叙事语言尝试。他们不再回避撕裂,也不再粉饰伤痕,而是把明明白白的东西摊给读者(观众)看,在最彻底的拒绝中,回应这一代人的创伤。

  但是,如何在书写这些故事的同时避开猎奇的陷阱,在呼应现实的同时避免对读者趣味的过度迎合,可能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。对已经成为时尚的东北文学,不必捧杀,却也无需急于太早下定论,它还年轻,需要很长时间沉淀,而我们所能做的,是冷静过后的阅读和思考。

标签:文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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